李敏
提要：
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是中国移民史上的特例。因历代官方文献对此无所记载，来自民间的传闻又常常自相矛盾。本文试图从麻城120姓160支宗谱所提供的地情信息资料入手，通过对麻城地域社会的分析，破解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。
关键词：
随军迁川 战乱流离 奉旨入川 强制迁徙孝感乡都 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梅家军 山寨兵 里仁会奴变 孝感厅
[作者简介]：
李敏， 女， 哈尔滨人，生于1951年，1976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同年赴西藏，从教10年。1986年调湖北麻城党史办工作，出版专著6本，获副编审职称。现退休家居。
正文
“若问祖籍在何方？湖广麻城孝感乡”，这是川渝两地数千万人民对于祖先的共同记忆。在世界被称为“地球村”之今日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应用，“环球同此凉热”的趋同性，使人们愈加怀念并刻意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寻根问祖，已成为初步走向小康的诸多中国人（包括海外侨胞）共同的心理需求。近年来，到麻城寻根问祖的川渝（含由川渝两地又转迁滇、黔等其他地区）移民后裔摩肩接踵，来电、来函、网络寻根，更成为热门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历史遗存，极难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查找到有价值的信息。以至于研究中国移民史的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也为难地说：“我们在撰写《中国移民史》时，也以这一重要的移民发源地（指麻城孝感乡）不见踪影为憾。”①
为满足各地人士的寻根需求，近四年来，笔者查阅了麻城120姓（此120姓函盖麻城现居人口90％以上）160支宗谱，对孝感乡移民现象形成两点粗浅认识，简述如下。
①葛剑雄《麻城孝感乡——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》原载《四川日报》1997年5月9日
一 、元末明初，“江西填湖广”与“湖广填四川”两大移民流基本同步进行，从战乱流徙到奉旨移民，由自发西迁到“徙实填空”，麻城及孝感乡逐渐成为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
（一）麻城土著流徙四川
综括麻城各姓氏族谱的相关记述，元末明初自麻城移民四川有下列几种情况：
1、随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入川
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八月，麻城铁匠邹普胜与罗田布贩徐寿辉、江西和尚彭莹玉等人扯旗造反，聚众起义，建国改元。徐寿辉当了农民皇帝，邹普胜为太师，国都圻水，国号“天完”，全盛时拥有百万军队。麻城与罗田是邻县，作为“南红巾”的发源地和根据地，众多当地农民参加了这场持续18年的农民战争，其中部分人离开家乡后，转战各地，又随义军将领明玉珍辗转进入四川。我们从《陶氏宗谱》的相关记述中，可见一斑。
陶家在北宋初期入籍麻城，至元朝已成为当地土著。《陶氏宗谱》中保存有一篇《五户叙》，文中说：“大元至正间，红巾作乱，······先是妣陈氏携三孤（源、海、梁）及叔僎（名细宝）僭逃避难，贼兵逢之，掳细宝。陈氏思叔乃公姑之脉，必欲留之，哀求贼众，愿将三子任取其一以易叔。贼悯其哀，遂取梁而去。”
在陶氏瓜藤谱中，陶梁名下亦有一段文字：“值元时红巾贼起，公母陈妣携公兄弟三人与叔僎避乱。忽僎公被掳，陈妣将公换叔。贼遂将公掳至四川成都府，离城五里，遂入籍焉。”
这是麻城人跟随邹普胜起义，后来又随红巾军转进四川，在蜀地入籍的典型案例，余不赘述。
2、因战乱引起的麻城难民大批流向四川
红巾军兵分两路，挺进湘赣，一直打到浙江福建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年）遭到元军围剿，进入低潮。十五年春又大举反攻，在汉阳县城重新建都。到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，红巾军内讧，先是陈友谅暗杀徐寿輝，篡权夺位改国号。三年后，朱元璋又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。陈友谅战死，邹普胜下落不明（有说被朱元璋俘杀，有说被陈友谅暗杀，有说兵败后到寺庙出家）。
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，未参加造反的麻城土著，大多因战争逃难四方，其中又有一部分流向当时相对安定、更有楚人明玉珍在那里主政的蜀地。到明朝立鼎后，麻城已成为人烟稀少之地。
阮姓是宋代端平三年因官留籍麻城的。康熙五十六年《阮氏宗谱序》说：“迄其元末流氛猖獗，井里邱墟，城郭皆非。三乡人民仅存八户，其余黔氓徙自江右。”
麻城土著到哪里去了？因绝大多数明代麻城族谱毁于明末战火，仅有个别家谱中保留了零星信息。
中馆驿镇甘姓始祖甘理于北宋太祖八年（967年）迁入麻城田水畈，谱载族人甘永发在元顺帝（惠宗1333—1368）时迁居四川。城区坝陂李氏始祖李季八于宋朝末年“提兵抗元”，自江西南昌入籍此地。季八次子玄（元）中、三世孙振纲、五世孙义甫、六世孙信忠等人，相继迁往四川。
3、洪武初期奉旨移民入川
麻城土著被朱元璋视为敌对势力，实行强制迁徙。明朝初期，战乱平息，参战和逃难的人群回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，面对的是新的强制性迁徙。
郑家是元朝望族，始祖郑亨于宋朝晚期因军功授职百一总管，入籍麻城。其长子郑和，元朝初年升任千一总管。三世郑绥，又因军功晋升万一总管。大元王朝近百年，郑家一直是麻城的统治者。到明朝初年，郑家已有大小人丁500余人。朝廷规定，除长房长孙文英留本地守护祖墓外,余皆分迁各县。文英叔父郑荣庆急中生智，以入赘妻家为借口，改名梅敬立户，得以留在麻城，后来发展成颇为兴旺的梅氏望族（见《郑氏族谱》《梅氏族谱》）。并且，据郑家族人口耳相传，至今仍在说他们的祖先曾经与皇帝争天下。可见郑家是因被视为新朝廷的对立面，才强制迁徙分散各地的。
另一家旧氏族《陶氏宗谱》中保存的《五户叙》一文，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麻城土著被强行迁徙的历史原因，“妣（陈氏）携三幼入金刚台（河南商城县）。大明定鼎六年方归麻邑。邑只有秦黄陶李毛五姓，以麻城好反，众皆掉于四川矣！”
（二）“江西填麻城”与“孝感乡填川”
为了比较准确地说明这一问题，我对以原孝感乡为主的120姓160支麻城各姓氏家谱进行了摸底统计。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至明洪武末年（1398年），48年间迁入麻城的家族计有107支，除1支来自蒙古、2支来自福建，还有本省蕲州府1支、襄阳府枣强县1支，其余102支均来自江西，占95%以上。而这些元末明初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，又有大量人群迁徙四川（含滇、黔）、陕西和邻近的德安府（今孝感市地区），一般称之为“麻城过籍”。
江西百姓因何成群结队迁徙麻城？《余氏族谱》中保存了一篇《二世祖君义公迁麻遗文》，文中转述了他父亲余万伍对迁徙历程的口述：
“我父之迁麻城也，在洪武之八年，十年生我。我八九岁时，父尝对母言曰：迁居之苦，当为儿言之矣！陈友杰（谅）抚有江西福建，太祖未下，兵燹之忧，日无宁刻。虽大军爱民如子，而百姓见之提防，人各避锋，土如瓜裂。我于是携母走浮梁，过余干，至庐山、鄱阳，澎湃惊人，月余始渡。寄食于兴国州之胡姓家数日，胡姓诚恩人也。后忽至武昌之金牛，欲居焉。然江分南北，南岸干戈如故，不若江北之稍宁。春三月渡江，由齐安北上，幸遇故土之郝公、秦公、曹公，亦逃居于窳泥陂之所，我始安焉。儿记之，以遗后人。”
从余万伍的迁徙历程看，余家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（元至正二十三年）之前离开老家，沿途经过浮梁县、余干县、庐山、鄱阳。在鄱阳湖岸等待“月余始渡”，又在兴国州一胡姓人家“寄食数日”，然后在武昌住下来。因长江南岸仍在打仗，而江北相对安宁，便渡江北上，正巧遇到原来江西老家的几户人家，一起来到麻城。足见这一迁徙过程持续了至少十二三年之久，迁徙原因是“兵燹之忧，日无宁刻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余氏宗谱》在提到原籍时，舍掉了这一复杂经历，只简而言之“江西瓦屑坝”。
从相关记载看，“江西填湖广”与“湖广填四川”是同步进行的。
1、元朝末期及明初几年自发入川
因朱元璋的军队在洪武四年才平定四川，所以我们将洪武四年之前视为自发入川，并入元末时期来综合记述。
元代晚期自江西迁居麻城举水河东沈家庄的熊朝武，生有5个儿子，长子次子同迁四川。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年）自江西南昌迁居麻城县城的熊易甫，4个儿子中就有1人迁四川邻水县。
2、随明朝军队入川平乱
来自江西浮梁县的丁宏，元朝末年官黄冈县正堂，其长子定居麻城宋埠，次子提兵赴四川重庆府平乱，遂定居。
3、“孝感乡”填川
这一现象比较复杂，我们先从对孝感乡范围的界定说起。
关于“麻城孝感乡”，清康熙九年《麻城县志》作为官方历史文献，留下了唯一的一条依据。原文是：
“初分四乡，曰太平，曰仙居，曰亭川，曰孝感。统一百三十里，里各有图。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以户口消耗，并为九十四里。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，为三乡。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建置黄安县，复析太平，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。止七十四里。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，后并作二十五里；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，后并作二十五里；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，后并作二十四里。国朝因之。”
孝感乡作为一级乡级建制，在明朝前期仅存在百年时间，因何能有众多人口输出？2008年春天，热衷于收罗民间掌故的麻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市政协委员刘明西先生，从收藏中拿出数页清代《邹氏宗谱》复印件（系邹氏1995年续谱时复印留存），名为《都碑记》。这一新的发现，使我们对孝感乡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。
此文是邹家十三世邹知新①所写。文中提到：
“去城东南七里，有乡碑石磨当路，云是古之孝感乡都。麻邑存四乡，独孝感乡有遗碑。耆老谓之世宝也。”
邹知新据此“又读《志略》②，称孝乡犹尚小，是以户丁为制，不以里数为限。河东先生《龙池闲话》亦曰：‘久居湖边孝都里区，八百户丁音声皆悉。’观数典而综之，地狭而鸣世也。惜新（邹知新）幼时未知，不知究辨。今徙古乡，见其山川明润，风泽清丽。遥闻豫章（江西）人鸠集，悦余乐而忘归。自赵宋胡元以来，丁旺常为乡之患害。明圣初云传蜀地土广，川道虽险，乡之迁人皆居之。今民散久矣，百遗二三，莫一能奉。”
邹知新在文中详述碑石上的文字是：“邑东南七里磨子场，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。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候陈兴谨识。”
邹知新在当时还对孝感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证，“往牍曰，当洪武初，太祖定迁民之策，迁诏至公署，县堂徙治磨子场。十年，遂升其都为散州，统属七县，未几罢之。永乐中复旧治。弘治时都崩基坍，故今不知有其乡云，非虚语也。”
①清光绪八年刻本《麻城县志》载：邹知新，字师可，幼颖慧，苦学不辍，长而能文。由举人顺治八年官襄阳宜城县教谕，作士有声。……旋升山东莱阳，以解逃违限解任归田，诵读自娱，文简事该，著有县志一十四卷,惜未付印。
②《志略》：全称为《麻城县志略》，明代嘉靖年间编撰，后毁于兵。
据此，我们可确认以下几点：
（1）在麻城县城东南七里处，明初曾设置孝感乡都。
（2）孝感乡都为移民所设，先是接到移民圣旨后，县堂迁至磨子场，主要办理移民事宜，江西移民“鸠集”于此。到洪武十年升格为州，管辖七县，后撤消。到永乐年间，县堂才迁
回县城。
（3）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《麻城县志略》对孝感乡有明确记载：孝感乡以户丁为制，不限里数。
（4）孝感乡“鸠集”的“豫章人”皆迁入四川，留居在当地的，仅仅是“百遗二三”。
可见，在明初“洪武大移民”中，孝感乡是“江西填湖广”和“湖广填四川”的集合地和出发地。江西移民在这里停留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，又经历山遥路远的长途跋涉，才得以进入巴蜀之地。“豫章人”、麻城人便共同把“湖广麻城孝感乡”作为自己移民四川之前的祖籍地。此种现象，与华北移民后裔统称自己祖籍“山西洪洞大槐树”，江西移民后裔皆言来自“瓦屑坝”极为相似。至于后来清朝初期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也称来自“麻城孝感乡”，另当别论。
综上所述，元末明初的“江西填湖广”与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如一条长长的历史河流，江西为上游，巴蜀为下游，麻城孝感乡则是中游的一个交汇合流处。她汇聚起千川万溪，又向西涌去。
历史的机缘，使麻城孝感乡成为明初“西部大开发”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、出发地。
二、明末清初，农民起义军与“乡绅山寨兵”风生水起，割据麻城，张献忠在麻城重建“孝感厅”，“麻城孝感乡”名声再起。大西军入据四川兵败，残兵隐居民间，自称原籍“孝感乡”
明代麻城孝感乡至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即已撤并入他乡，而大量清代前期迁徙四川的移民仍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，此种反常现象，惹出种种非议，众说纷纭，至今未能有令人信服之说法。笔者从麻城谱牒中窥得只鳞片甲，愿与诸君商榷。
《邹氏宗谱》卷之四邹知新《都碑记》云：“然崇祯间，适值献祸①，邑名更长顺，八大王广置乡闾，招合流旧，计丁授田。时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，依议复置。献力置孝感厅，燿恩风相传。析其故地，添置信义（后面有三个字原文空缺）和清平，一时避地逊名者多有附焉。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。”
从上述引文中，可知张献忠到麻城后，曾在原孝感乡都重建“孝感厅”，并且特别提到，“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。”为阐述张献忠重建“孝感厅”与清代所谓“孝感乡填川现象”的历史渊源，不可不对明朝末年麻城的“地域社会”作一简析。
1、梅之焕的“乡绅统治”
据光绪八年《麻城县志》载：崇祯“八年乙亥，流贼往来如织，然未尝攻城，止肆野掠杀，掳无算，房屋尽毁。各乡依山结砦保众，官兵坐视不援。凡贼魁谓之‘掌盘子’，余以绰号行，曰‘紫微星’、‘老回回’、‘闯塌天’、‘射塌天’、‘老曹操’、‘过天星’、‘一只虎’、‘隔帘燕’、‘扫地王’、‘闯王’、‘闯将’、‘一斗粟’”、‘混世王’、‘八大王’。邑绅梅之焕倡率捍卫。”
梅之焕（1575-1641）其先祖就是由郑荣庆改名梅姓的梅敬。他本人曾官任甘肃巡抚，立有军功。卸任后居乡十余年，仍以济民除害为己任。梅之焕挚友钱谦益在他去世后三年所写的《梅长公传》中述及，“（公）家居门无重闭，室无典谒；杀鸡饭黍，宾客杂坐，笑语喧阗，几案狼藉。小夫孺子、乞儿贩妇，冤愤赴愬，直入坐隅。公召其所与交哄者，往复譬解，平亭曲直，务使得当而止。县中桀黠奴与奸猾吏，盘互渔市；闾里冤结者，不之有司而之公。公必擒治，痛折辱之，列其罪狀付守令，案伏其辜，不得以势力变诈自解。由是，筚门圭窦，倚为司命；势豪虽側目视公，亦不能不为絀服也。”①可见，当时梅之焕所居住的县城河东沈家庄，已成为事实上的“城外衙门”。
2、麻黄山寨与农民起义军之对抗
面对天下变乱迭起，官军缓不急用的危局，梅之焕自崇祯七年起，“即请于江西、南赣两抚军处，得大炮手数百，自馆谷之。又购红衣炮（明天启年间自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重型大炮）于粤东。扩沈庄旧居，筑垒濬渠，堡曰‘护生’，与邑城犄角。远近避贼者聚居之，乡人壮勇者练为兵。又募深山杀虎药弩手数百，皆月饩之。大炮备城守，药弩伏关隘。自乙亥至今八年，每年贼凡数至，终不敢近城堡，每次活人以万计。”②
钱谦益在《梅长公传》中也谈到：梅之焕“用军法部勒材官乡人子弟僮奴，……畜养赣儿数百人为正兵，备出战；收无籍恶少为游兵，资应援。”在天下大乱的危机下，梅之焕建立起一支“梅家军”，保家保乡保地方，“张献忠西兵所在焚掠，每过沈庄，必敛兵免胄，稽首而去”。
自梅之焕始，麻城乃至黄州、蕲州，各地官绅地主多行仿效，聚家丁、族人于山寨自保。一时间，大别山南北涌现数百座山寨，最著名者有蕲黄四十八寨，后发展为江淮七十二寨。这些山寨始则御草寇，继则拒清兵，风云数十年，此蹶彼兴，直至康熙十三年被于成龙最后剿灭。此种现象也吸引了欧美汉学家的眼球，四年前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先生专程来到麻城，请笔者带其考察麻城山寨，听说回国后写了一本关于麻城的书，名为《红雨》。
3、“里仁会奴变”与张献忠据麻城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八月十二日，梅之焕病逝，年67岁。未及两年，麻城即发生“里仁会奴变”。
清代史学家计六奇对这次事件作了相关记载：“癸未（崇祯十六年）四月，麻城宦仆李人（里仁）会聚众叛主，城中大乱，乡野亦起兵数万，围困半月不克，……(里仁会)遣人缒城下，由间道请救。时献忠…… ，麻城使者至，大喜，即刻期进兵。乡兵闻之，各解围走。献忠入麻城。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。献忠别立一军，号为新营。勇士将之，势复大盛。”（3）
①清 钱谦益《梅长公传》见麻城《梅氏族谱》卷首中册第七十六页
②万延《明故嘉议大夫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行状》见《梅氏族谱》卷之首中册六十七页
（3）清 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九
“里仁会”是由那些人组成的，因何聚众叛主？《梅氏族谱》中存有一篇《雪萝答客问》。雪萝自称老僧，在梅之焕去世五年后作此答客问。文曰：“里仁者，故居士（指梅之焕）所募练游兵。流寇甫入楚，居士虑诸恶仆及城中无赖子莫羁縻，故集而为兵,署五哨，自将之，日与周旋。匪利以御寇，正防其投寇。岁费廪饩数千金。……居士殁，部曲零落。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，惮诸恶少，欲芟除之，有漏言，又平夺其队长商元之子妇，人人自危，起而图之。虽地下两大老与沧汇相忘，而洪明诸人顾以为国士报冤也。由是两会合并，事益侜张”。 ①
可见，所谓“里仁会”，其核心骨干，正是梅之焕所招募的那些寨兵，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“江西炮手”和钱谦益所说 “无籍恶少”。这些人在失去强权者的阴翳后，在面临新的统治势力强暴凌逼下，铤而走险，终于奋起造反了。参加奴变起义的，自然还有其他巨族的家丁仆隶。清代方志学家王葆心曾说，“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，麻城尤甚。梅、刘、田、李，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、四千人。”麻城在明代考中进士者136人，大小官员数以千计，其他世族著姓也或多或少蓄有家奴。故在明末清初二三十年间，曾先后三次发生奴变。至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，终于迫使大清律例对主仆关系作出专项规定。
再者，雪萝僧以同情口吻提到的“洪明诸人”之事，光绪《麻城县志》记述为，“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里仁直道二会，活埋杀所仇以倡乱，各乡寨鸠众围城讨乱”。 ② 梅家在这场奴变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？不言自明。
总而言之，里仁会奴变的直接结果是，被乡绅山寨势力围困在县城中的造反者派汤志缒城，至安徽潜山县请来张献忠农民军解围，四月初六日张献忠入城，城中五万七千人归附张部。以故，在四川被称为“杀人魔王”的张献忠，在麻城的表现是“献忠终未戮城内一人”。 “武进士洪正龙率千余人降，献忠优礼相待。并改麻城为常胜州，以曾参与里仁会诸生周文江为知州，农民军始建地方政权。”（3）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连梅之焕的外孙、四部尚书李长庚的侄孙李中素，当时年仅10岁，也偷偷跑出家门参加了起义军。
4、重建孝感厅
关于张献忠重建孝感厅，除上述邹知新《都碑记》所记外，钱谦益在《梅长公传》之结尾也述及，张献忠曾到沈家庄祭坟。“长公殁后二年，癸未三月，献贼陷麻城，戒勿犯梅氏，羊酒祭长公坟，罗拜而去。”从“里仁会”与梅家的渊源，我们可以认为，已经“零落”的原梅家军“部曲”，构成了“里仁会”及刚刚成立之“新营”的核心力量，原来的“队长”之类，自然成为义军军官，他们与旧主沟通，达成某种默契。其前因是，“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，惮诸恶少”，可见梅家主仆是相互依存的。因此，才有了张献忠的“祭坟”之行，才能在沈家庄“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孝感厅”。以故，“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。”
①麻城《梅氏族谱》卷之首中册八十一页
②《麻城县志》光绪八年刻本卷三十七“大事记“一
②麻城《梅氏族谱》卷首中 《雪萝答客问》
（4）《黄冈市志》卷二十八 第1427页
“孝感厅”有何职能？邹文也说得明白，即“招合流旧，计丁授田”。流旧，自然是梅之焕那些“零落”的“部曲”；而计丁授田，对以土地为命根的贫苦农民、特别是流民，更具有极大吸引力。借用沈家庄的地名地利和“梅家军”的旧日声威，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，所向披靡，连克鄂东各州县，5月克武昌，献忠称“西王”。
8月初，孝感厅随着张献忠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垮台。虽然短命，但在麻城人、特别是那些先跟随梅之焕，后投入张献忠义军的将士心目中，对“孝感乡”这一地名，无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5、麻城“新营“大部入蜀，孝感乡地名带入四川
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中麻城“新营”的最后归宿，《黄冈市志》的记述为“黄、麻归附张献忠农民军的人员大部随军西进入川。”王葆心在《蕲黄四十八寨纪事》中则具体记述为“七月，献忠拔营入蜀。其降贼诸孽随献忠入蜀者，有伪振武营总兵麻城洪正隆、伪英勇营总兵黄冈张其在、伪龙韬营总兵麻城商元。”①主编《清代四川史》的王纲先生也认为“这些部队都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西进四川。虽然在作战中牺牲了不少，但有相当部分都仍留在四川，只不过因为大西军坚持抗清，被清政府一直视为‘贼寇’,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不敢言其身份而已。现在四川许多人都言祖籍系湖北麻城，可能有不少人的祖宗就是麻城参加大西军的那五万七千人中之一。”②据道光《中江县志》卷六记载：“杨可举，字春吾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脱献贼之祸。六年（1649年）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。时中江未设县官，总督以可举能，又熟悉本邑事，檄委代理。时邑境人稀地广，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余人。”
可见在清朝初年，四川中江县最早的人口来源，就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残部的数百人，而且极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麻城人。他们在向后人说起自己的籍贯时，极有可能笼统言之：来自麻城孝感乡。
有了这批清朝初年最早在四川落脚的“孝感乡”农民军残余，渐成势力，后来者或真或假加以附会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笔者亦在麻城众多族谱中发现一个普遍现象，自清初康熙年间至嘉庆年间，各族谱牒大量记载着迁徙川、渝、陕、豫、黔、滇者和本省他县的族人名字，以川、渝为众。麻城中馆驿镇梓树畈刘氏谱谍记载，自麻城迁往川、滇、黔三省的第一代迁徙者有260余人(只载户主姓名，妇女儿童不计)，散落在进川途中之鄂西、川北、陕南三角地带的寄籍者，亦有100余人(仅累计自麻城迁出的第一代迁徙者)。白果镇罗姓，清代也有300余人首迁四川。上述两例，尚未统计其族谱中大量“被寇掳去”和“外出未归”的不知下落者。
清代麻城移民大批入川，除上述各种社会因素外，尚有两大要素有待考证。一是设在麻城西南水陆交通枢纽歧亭镇的黄州同知府（民间称“二府衙”）在移民中所起的作用；二是清乾隆后因商品经济之发展而形成的“黄州帮”（由麻城人发起并占主要成分），往返川渝贸易，偕当地同籍移民广建“帝主宫”，联络同乡，其作用亦不可低估。因篇幅所限，他文另述。
总之，笔者以为，探寻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之历史渊源，研究这一场持续数百年的长江走廊上自东而西、自下游溯上游的“江西填湖广”、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运动，必须重视对“麻城地域社会”的解剖透视，方能破解众多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
①清 王葆心《蕲黄四十八寨纪事》卷一“鄂寨篇”，原书存黄冈市档案馆
②王纲《清代四川史》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85页